《繁花》

　　持续低迷了三年的A股市场，在这个十一假期大涨。10月8日14时08分，A股市场成交额历史首次突破3万亿元。

券商忙起来了。房地产迎来了久违的红火。攥着股票的普通人，虽然掐头去尾算一算也没挣钱，但只要眼前涨了，就足够开心一阵子。

毕竟这几年让人开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少了。一个接一个的，都是坏消息。也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A股行情，欣喜之余，也多了一分迷茫。数据向好，企业业绩能否匹配得上？它是一场短暂的狂欢，还是走出低谷的预兆？

　　而迷茫之际，我们可以用周期，回到历史的常识去定位自己的位置。

11卷本《文明的故事》的作者杜兰特夫妇，为方便读者阅读撰写了《历史的教训》，通过提纲挈领的线条，详细阐明了地理条件、经济状况、种族优劣、人类本性、宗教活动、社会主义、政府等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总结出历史留给人类的巨大精神遗产。其中，作者清晰地勾勒了历史结晶出的人类经济周期。我们摘选了这一章节，在一个更长远的周期中，把握规律，从而寻觅应对之法。

　　危机与转机并存之际，我们得有自己的锚。

　　《历史的教训》书影

　　01 经济讲出世界的故事

根据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描绘的那样，历史是动态的经济，即个体、群体、阶级及国家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经济实力所开展的竞争。政治体制、宗教机构、文化创造，都植根于经济现实之中。所以，工业革命带来了民主政治、女权运动、计划生育、社会主义，以及宗教衰落、道德松弛，使文学从依赖于贵族的赞助中解放出来，小说的体裁也由浪漫主义改变为现实主义，以及用经济学的眼光来解读历史。

毫无疑问，经济的解释阐明了更多的历史现象。提洛同盟的钱建成了希腊的帕台农神庙，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女王的埃及国库，复苏了奥古斯都统治下经济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维吉尔的养老金和贺拉斯的农庄。十字军东征，就像罗马与波斯的战争一样，都是西方世界企图获得前往东方世界的贸易通道，结果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导致了美洲的发现。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出资支持了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可能是纽伦堡的贸易和工业才培养了丢勒。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不是因为伏尔泰卓越的讽刺散文和卢梭伤感的浪漫小说，而是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上升到经济的领导地位，为了他们的企业与贸易，他们需要立法的自由，以及需要被社会认可和政治权力。

　　《天国王朝》

　　02 另一种声音

没有人会声称说，所有人都是被经济利益驱动的 ；也没有人会臆测，是物质方面的欲望才导致了阿贝拉尔的恋情、释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济慈的诗文。

但是，群众运动中非经济诱因所起的作用可能会被低估，比如：宗教狂热诞生了穆斯林和西班牙军队 ；民族情绪出现了希特勒的军队和日本神风敢死队 ；暴民的自取灭亡造成了1780年6月2日到6月8日的伦敦高登暴动，以及1792年9月2日到9月7日的巴黎大屠杀。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的动机（通常也是隐蔽的）可能是经济的，但是结果却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群众的情绪。在许多情况下，政治权力、军事力量而不是经济活动才是最明显的原因，就像在南美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军事政变。谁能够宣称，摩尔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亚、莫卧儿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经济力量的产物？在这些事件中，穷人被证明比富人更强，军事上的胜利换来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并带来了经济的控制权。武将可以用军队的方式阐述历史。

　　《蒙古王》

如果承认这些说法，我们就可以从过去的经济分析中获得无尽的教诲。我们观察到 ：入侵的蛮族发现罗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为以前那些构成罗马军团的农业人口改变了。原本是为了领土而浴血奋战的爱国勇士，如今却变成了在由少数人所有的大农场中无精打采的农奴。

今天，小农场无法使用最好的设备来盈利，迫使农业活动再次走向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所有权下的规模化生产。有人曾经说 ：“文明是人和锄头上的寄生虫。” 但到了现在，“人”和“锄头”都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一只在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方向盘上的“手”。农业成为了一个产业，不久农民就必须在成为资本家的雇工还是成为国家的员工之间进行选择。

另一方面，历史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治钱者治理一切。” 所以，银行家爬升到经济金字塔的最顶端，他们观察农业、工业以及贸易的趋势，引导资金的流动，把我们的钱两倍或者三倍地规模运作，他们控制贷款、利润和企业，他们进行最大风险又最大收益的活动。

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奥格斯堡的福格尔家族，巴黎和伦敦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到纽约的摩根家族，这些银行家都稳稳地坐在政府、金融战争、教皇之争的决策董事会中，居间调停，偶尔还会点燃革命的火花。可能这是他们权力的一个秘密 ：他们研究价格波动，知道历史总是会通货膨胀，而把财富窖藏起来是一个聪明人最后才会去做的事。

　　《美帝奇家族：翡冷翠名门》

　　03 历史，一种财富周期

过去的经验毫无疑问地会告诉我们，每一个经济体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利润动机，以此来唤起个人和团体的生产积极性。

　　像奴隶制、警察监督制度，或者是狂热的意识形态，都证明是不太符合生产原理的、太不经济的，或者是太过短暂的。

一般而言，正常情况下，人的价值是根据他们的生产能力来判断的——战争时期是例外，在那个时候，排名会依据人的破坏能力而定。

在各种各样的社会中都是这样，由于每个人的实际能力都不同，这些能力多数都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财富的集中，是这种集中能力的自然结果，这种情况在历史上经常有规律地重演。集中的速度要看道德和法律允许的经济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专制主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延缓集中的速度，民主政体因为准许最大限度的自由，会加速集中。

美国人在1776年以前是相当平等的，现在已经被成千上万种生理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差异所击垮，以至于现在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的贫富差距，比自罗马帝国财阀时期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大。

在不断进步的社会中，这种集中程度可能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即许多穷人拥有人数优势，而少数富人则拥有质量优势。这个不稳定的临界点会产生很危险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有很多种不同的解决方法，或者是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 ；或者是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均摊贫困。

《人民与国王》

　　04 贫富差距的解决方案

公元前594年的雅典，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这座城市似乎是处于危险的状态，没有其他的手段能将它从骚乱中解放出来……似乎唯一可能的，只有动用专制的权力。”

　　这些穷人发现自己的处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们主人的手中，贪赃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项判决，都对穷人不利——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暴力反抗。

这些富人，又对准备向他们财产提出挑战的行为勃然大怒，也准备用武力来保卫自己。

良好的意识占了上风，温和派确保选举了梭伦，一个具有贵族血统的商人，来担任至高无上的执政官。梭伦贬值货币，从而减轻所有债务人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是债权人）；他减少一切个人间的债务，并且终止因欠债而坐牢的处罚 ；他取消了拖欠的税款和贷款利息 ；他创立了一种累进所得税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穷人多付出12倍的税钱 ；他在更受欢迎的基础上，改组了法院，并且安排那些在战争中为雅典而牺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担他们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富人抗议说，梭伦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没收 ；激进分子则抱怨，梭伦为什么没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这代人几乎都一致同意，梭伦的改革，将雅典从革命中拯救了出来。

　　罗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闻名，在意大利的财富逐渐集中到临近爆炸点的时候，它却采取了不妥协态度，结果引发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贫民和贵族之间的战争。

提比略·格拉古，出身贵族，却被选为代表平民的执政官，于是提出限制所有权的议案，每人所拥有的土地不能超过333英亩，剩余土地，分配给首都躁动不安的“无产阶级”。元老院拒绝了他的提案，认为这样做简直就像是没收一样。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市民，告诉他们 ：“你们拼死拼活地工作，就是把财富和奢侈品拱手让给别人去享受 ；你们被称为是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却连立锥之地都没有。”

他违反罗马的法律，竞选连任执政官，但在一个选举日的暴乱中，他被杀害了（公元前133年）。其弟盖约，继承他的事业，但是因为未能阻止暴力事件漫延，他下令让其仆从杀死他。仆人服从命令将他杀死（公元前121年），然后也自杀身亡。盖约的3000追随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处死。马略，成了平民领袖，当运动几乎要演变成革命时，他却退却了。喀提林，组织了一支由“可怜的穷人”组成的革命军队，并提议取消所有的债务。但他的建议却被西塞罗激愤的演讲所淹没，并在对政府的战役中死亡（公元前62年）。

朱里斯·恺撒，试图妥协和解，但经过5年的公民战争，也被贵族所剪除（公元前44年）。马克·安东尼，支持恺撒的政策，但又有个人野心，多愁善感，这些东西纠缠在一起，难以理出头绪 ；屋大维，在亚克兴海角（Actium） 击败了他，并确立了“元首政治”，维持了罗马帝国领域内各州之间、各阶级之间以及帝国边界210年的和平。

　　《罗马》

　　05 循环回归

西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崩溃之后（476年），经过数百年的贫穷，又重新缓慢走上新的财富集中之路上，其中很大程度上集中于天主教会的手中。

某种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少德国和英国对罗马教会的支付，以及让世俗分享基督教教会的财产和收入，来做一次新的财富再分配。法国大革命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在乡村实行农民暴动、在城市实行大屠杀来重新分配财富，但主要的结局却是将财产和特权从贵族手中转移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美国政府在1933年到1952年间，以及1960年到1965年间，追随梭伦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温和的、稳妥的再分配 ；可能是这些政策的制定者中曾有人研究过历史吧！

　　美国的上层阶级曾经诅咒过财富集中，遵从过财富集中，当然现在也在恢复财富集中。

我们的结论是，财富集中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财富集中的周期可以借助于暴力的或者是部分和平的再分配而趋于缓解。就此而论，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是对财富集中和强制再分配的巨大收缩或者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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